晚节 元祐八年（1093年），王安石在江宁走了，七十六岁。听说他临走时挺平静，还念着《庄子》，跟啥都看开了似的。 家里人说他走那天，半山园的梅花开得正好，风一吹，满院子都是香味儿。 他这一走，留下的不光是变法那点事儿，还有后半辈子隐居的模样。 他这辈子，从朝堂混到山林，从改革摔到归隐，不光是个政客的起落，是换了个活法儿。 我瞧着，他晚年不是啥失意人自个儿流放，就是换了个场子接着干。 政治砸了，他在书里、诗里找点意思。《宋史》说他“晚年清苦”，可这“清苦”里，有他自个儿挑的路——种梅花、读老书、写诗，跟当年斗来斗去的日子比，谁说这不是另一种赢？ 清代全祖望说：“荆公晚节，可谓善矣。”这话有点味儿。咱们职场里栽了，是死磕着不放，还是另起一局？啥都没了，心还能不能撑着？王安石这家伙，从熙宁二年当参知政事，到熙宁十年辞职，再到元祐八年走人，半辈子折腾，最后在半山园里落脚，愣是活出了新模样。说到底，成不成功，不看你爬多高，关键是摔下来后，能不能再给自己找条路，活出点新花样。他整出来了，你咋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