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土著#70后 故宫里的江南（二） 以大运河为纽带，从民间迈向宫廷 玉器如同瓷器、木雕等工艺品一样，也有着“民间”和“宫廷”之分。苏州玉作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特色，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民间散发着迷人的光彩。但在进入紫禁城之前，它就像“杨家有女初长成”，虽已亭亭玉立，却尚未被世人完全知晓。 明清以来，京杭大运河宛如一条奔腾不息的纽带，连接起了相隔千里的苏州和北京。而头脑灵活、手艺精湛的玉匠以及他们精心设计、制作的精美玉器，则成为了这条纽带之上最为闪耀的明珠。通过这条“水上玉器之路”，苏州玉作实现了从“民间”到“宫廷”的华丽转身，完成了一次意义非凡的飞跃。 进入宫廷之后，苏州玉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借助帝王乃至整个国家的雄厚财力和强大智力支持，苏州工匠在玉器制作过程中彻底摆脱了物质条件的束缚，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之中。他们可以不计成本，以最高标准、最严苛的要求来实现自己作为艺术家的梦想。例如，苏州人、宫廷设计师姚宗仁在乾隆六年（1741年）设计了青玉凫纸样，但直到6年后，这件玉器才在苏州雕琢而成。如此漫长的制作周期和不计成本的投入，对于普通工匠来说，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苏州玉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明代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时期。一般而言，明代玉器更注重实用性，总体呈现出“稚拙有余而精细不足”的特点，因此也被人们戏称为“粗大明”。明代初期，苏州的玉作也深受这种风格的影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州工匠们不断探索创新，改进了镂雕、浮雕等技法，逐渐形成了一种以简洁、典雅、线条流畅、造型和谐为主调，带有鲜明江南文化和美学精神的苏作特色和风格，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玉镂雕枝叶葵花杯、“子刚”款青玉合卺杯等玉器，堪称苏州工匠在镂雕技法创新方面的经典之作；而青玉乳丁纹圭，则是浮雕技法创新的杰出代表，这些玉器无不展现出苏州玉作的独特魅力和卓越工艺。 明代苏州玉作的代表人物，当属被誉为“玉雕圣手”的陆子冈。他出生于当时苏州府下辖的太仓州，自幼便在苏州学艺，凭借着对玉雕艺术的热爱和天赋，以及持之以恒的努力，他在玉雕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后来，他开办了自己的玉器作坊，创造出了闻名于世的“子冈牌”。陆子冈的玉雕作品以刀法细腻、构思巧妙著称于世，他还大胆地将印章、书法、绘画等元素融入到作品之中，形成了以“空飘细”为显著特点的独特艺术风格。这种创新的艺术风格不仅在当时独树一帜，更是对后世玉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也因此被后世弟子尊奉为琢玉业的祖师爷。 到了清代，苏州玉作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苏州玉器，既融合了宫廷艺术的华丽繁复，又蕴含着文人艺术的清雅含蓄，完美地包容了中华美学中“错彩镂金”和“出水芙蓉”这两大理想追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白玉仿古铜纹出戟方觚，便是这一时期苏州玉作的杰出代表。这件玉器玉质温润细腻，如羊脂般洁白无瑕；设计巧妙独特，独具匠心；技法精湛绝伦，彰显出工匠的高超技艺；形制端庄大气，尽显典雅风范；纹饰精美繁复，栩栩如生。特别是在雕刻兽面纹和云雷纹时，苏州玉匠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审美追求发挥到了极致，展现出了高超的技艺水平，成为明清仿古玉器中的经典之作。 乾隆一朝，苏州玉匠为宫廷制作了大量的玉山子、玉壶、玉瓶等玉器，其中不少精品都进贡给了皇帝本人。这些玉器不仅满足了皇家的审美需求和日常生活需要，更为苏州玉作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推动其走上了工艺技术和美学的巅峰。 出身于苏州专诸巷玉工世家的姚宗仁，雍正七年（1729年）由年希尧选送至清宫造办处，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4年的为皇家用玉设计与制作的生涯。在这期间，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精湛技艺，对清代宫廷玉器的设计风格、工艺技术、审美标准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姚宗仁继承了祖、父两代的琢玉技艺，对各种雕刻技法运用自如，炉火纯青。由他本人设计、制作的洪字七号璧、荒字八号白玉斧佩等作品，工艺精湛，品质上乘，可以说代表了清代宫廷制玉的最高水准。 又如苏州织造选送入京的朱彩，他是乾隆朝宫廷造办处的刻字玉工。朱彩工艺高超，悟性极高，在刻字时能够准确无误地呈现皇帝的旨意，因此备受赏识。收录于《乾隆宝薮》的“乾隆宸翰”和“惟精惟一”玉玺，便是朱彩刻字技艺的杰出代表。他还创造了两个“第一”：一是在为青玉《御制九符》册刻诗时，乾隆特许他在末页刻下“小臣朱彩奉敕恭镌”的款识，这是目前在清代宫廷玉器中唯一留有匠人姓名的玉作；二是据清代皇宫玉器制作活计记录，他也是在该档案材料中名字出现最多的苏州玉工。这两个“第一”，不仅是朱彩个人技艺和才华的证明，更是苏州玉作在清代宫廷中重要地位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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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佳人174: [比心]比心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