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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3】生活感悟:心理动力学视角下的《哪吒2》
《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作为一部现象级动漫电影,其叙事内核与角色塑造远超出传统商业片的娱乐性,而是通过尖锐的社会隐喻与深刻的人性探讨,构建了一个充满心理张力的寓言世界。从心理动力学视角切入,结合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结构理论、克莱茵的客体关系理论以及温尼科特的“足够好的母亲”与过渡性客体理论,可以更深入地解析影片中经典台词与情节背后潜藏的集体无意识与个体心理冲突。
弗洛伊德将人格划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三重结构,这一理论在《哪吒2》中被具象化为哪吒与外部权威的对抗。影片开篇的经典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既是哪吒对命运的反抗宣言,也是本我(本能冲动)与超我(社会规范与权威)的强烈冲突。弗洛伊德认为,超我的形成源于对父母及社会规则的认同,但在影片中,以“无量仙翁”为代表的升仙体系却揭示了超我的异化——其捕妖队的“编制”奖励与天元鼎上的标志,将道德权威扭曲为权力与利益的工具,隐喻深远。
哪吒的成长轨迹则体现了自我在本我与超我之间的调和过程。当他以剪刀胡乱修剪孩童发型时,家长最终妥协于“第一个版本”,这一场景揭示了本我(哪吒的破坏欲)与超我(家长的控制欲)的冲突,而自我(妥协后的平衡)的脆弱性在此暴露无遗。这种动态恰如弗洛伊德所言:“文明建立在对本能的压抑之上,而压抑的代价是永久的心理紧张。”
克莱茵的客体关系理论强调早期母婴关系对心理发展的影响,其中“偏执-分裂心位”与“抑郁心位”的过渡是核心概念。在《哪吒2》中,妖魔被无量仙翁镇压后炼丹的情节,可视为偏执-分裂心位的具象化,妖魔被权威定义为“全坏”的客体,而炼丹过程象征对“坏部分”的消灭。这种非黑即白的认知模式,映射了现实中群体对异己者的排斥与暴力。
然而,影片的高潮——哪吒打破天元鼎、解放妖魔——标志着从分裂到整合的转变。当哪吒喊出“妖魔也有活着的权利”时,他接纳了善恶共存的复杂性,这正是克莱茵所描述的“抑郁心位”,个体能够容忍矛盾情感,并意识到客体(包括自我与他者)的完整性与多面性。这一过程在敖丙的角色设计中亦有体现。作为龙族后裔,其“水刀”与“万龙甲”的设计既包含暴力的锋利感,又蕴含守护的东方美学,达成了攻击性与创造性的美学统一。
温尼科特提出,婴儿的心理健康依赖于“足够好的母亲”提供的抱持性环境,即母亲既能满足需求,又允许适度的挫折以促进独立。在《哪吒2》中,哪吒的父母虽未完美符合这一标准,但导演通过太乙真人的角色补足了这一功能。太乙的“洋相百出”与“捅娄子”特质,实则是以非权威化的方式为哪吒创造了一个可探索的安全空间。当哪吒质疑玉虚宫的虚伪规则时,太乙并未直接否定其愤怒,而是以“打油诗”式的调侃引导他直面矛盾——这正是温尼科特所强调的“过渡性空间”的体现。
此外,哪吒的混天绫可被视为“过渡性客体”的象征。温尼科特认为,此类客体(如毛毯、玩具)是儿童从依赖走向独立的桥梁。影片中,混天绫既是武器(攻击性的外化),又是哪吒与母亲的情感纽带(李靖夫人曾以之包裹婴儿哪吒)。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导演饺子在创作访谈中引用的这句话,恰如温尼科特对“抱持环境”的描述,当创作者(或母亲)提供足够的安全感,个体(或作品)便能在持续的关注中自然生长,最终实现“真自体”的诞生。
《哪吒2》的票房成功不仅源于视觉奇观,更因其触动了观众深层心理结构中的普遍冲突。对权威的反抗、对整合的渴望、对真实自我的追寻。通过心理动力学理论的透镜得以发现,哪吒的“魔性”实为人类原始本能的隐喻,而他的“闹海”则是文明进程中自我与超我永恒博弈的缩影。正如温尼科特所言:“健康不在于没有黑暗,而在于能够包容光与影的交织。”《哪吒2》以其荒诞与深刻,为当代人提供了一面审视自我与社会的心理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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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清酒🍶: [点赞]太棒了
罗杰斯号仙人掌: 老师,哪吒2里的敖闰为什么可以做到毫不犹豫的向无量仙翁倒戈背叛她的哥哥。这是一种恨代替爱的防御吗?还是说,背叛了哥哥她的内心有很多冲突,只是她足够成熟能够无视冲突做出选择。又或者,她的超我较弱,自我很强,背叛哥哥是为了自我得到更好的发展,内心根本不存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