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机楼，行李轮毂碾过碎石发出清脆声响。我们迎着晨登了机。这是场预谋已久的出逃——在传统围裙与职业套装的夹缝里，在丈夫"女人不该独自带孩子远行"的絮语中，我们执意要完成的毕业仪式。
饭桌上最后的争执像隔夜的茶渍般泛着苦涩。丈夫阴阳后也没了脾气，行李箱轱辘却突然被儿子拽住就走。孩子仰头的弧度像株倔强的向日葵：爸我们走了那一刻，我忽然读懂梭罗在瓦尔登湖写的：有些人步伐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听见了远方的鼓声。
丈的埋怨终究风化成了相框边的细微裂痕，而孩童用纯粹目光构筑的镜城，却让三十七岁的我终于看清自己的轮廓——原来母亲与独立女性这两个身份，本就可以在生命经纬线上绣出并蒂莲。
这趟旅程，最终成了我们共同的仪式。当飞机冲破的晨雾时，有个被唤作"妻子"、"母亲"的女人，正悄然破茧成她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