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岁时，他有一次跟他妈说他想画空气。”这话出现在《普宁》的第一百九十九页第十一行。文中这个想画出空气的小孩叫维克多，他母亲则是普宁的离婚妻子丽莎，改嫁后两个心理学家生出一个沉静的画家儿子，“他挨次把各种不同的物体—一个苹果啦、一支铅笔啦、一个象棋卒子啦、一把梳子啦—放在一杯水的后面，然后通过那个玻璃杯仔细窥视，红苹果变成一条轮廓鲜明的红带子，同那半杯幸福的阿拉伯红海的水平线衔接。那支短铅笔如果倾斜就像一条具有某种画派风格的弯弯扭扭的蛇，如果垂直就变得奇胖无比—几乎像个金字塔。那个黑卒子如果动来动去就裂成两个黑蚂蚁。那把梳子平着放，玻璃杯里就像充满了条纹的美丽液体，成了一杯斑马鸡尾酒。” 读小说，尤其是众生平等、谁怕谁的当代小说阅读，如今我们很容易染上一种过度诠释过度解读的恶习，要是这种所谓“看人家小说想自己心事”的一厢情愿方式能因此生出来些有意思的话，形成某种对位的效果便也罢了，唯通常不能，因为解放的只是身份，而不是思维的能力和程度。内容一旦追不上权力，便只能是一种姿势，如同麦克风抢到手却还不知道该说什么话的人，说者听者都很尴尬。 读纳博科夫的小说，我们或可在这上头稍稍轻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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