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大家阅读全文：中共党史研究｜应星：究竟何为重要的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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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先生旧书店文摘
应星：
随着地方史研究的发展，党史学界正在出现一种以地方特别是研究者所在的家乡或工作地区为研究重心的潮流。笔者曾针对社会学界以“进入方便”为基本原则、不加反思地将自己的家乡作为田野研究地点的做法批评为“家乡社会学”。与此类似，党史学界的这种倾向也可以称为“家乡党史”。首先需要申明的是，地方党史是整个党史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事地方党史的工作者自有其不可抹杀和贬低的学术价值。不过，仍然应该看到，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地区发展是非常不均衡的，这正是中共革命不平衡性的基本表现之一。有些地方在抗战前非常重要，有些地方在抗战后非常重要，还有些地方始终都比较重要，而有些地方在新中国成立前则一直比较边缘。如果要讨论什么是特别重要的史料这一问题，那么就与某地某时在党史中是否处在重要位置紧密相关。“家乡党史”之所以值得反思，是因为现在诸多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确定，不是从史料的重要性和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出发，而是从史料获取的方便性出发。这背后贯彻的是“史学就是史料学”、有史料就可以做研究的思路。诚然，有了足够的一手史料，就可以还原某个历史问题的基本面相，就能对党史研究作出有增量的贡献，就是一种值得嘉许的学术工作，“家乡”由此成为党史研究的对象。不过，有了足够的一手史料，有了家乡作为获取史料的方便之门，并不能确保研究者可以作出重要的研究。在这方面，党史学界应该向历史人类学的华南学派学习。华南学派目前的研究对象大多立足于珠江三角洲，然而，他们绝不仅仅是地方史的书写者。他们在“进村找庙、庙中寻碑、碑外访人”的地方史研究中始终贯穿着总体史的关怀——这才是区域史研究的学术典范。
套用人类学家格尔兹的话来说：他们研究的并不是地方，而只是在地方做研究。我们只有在地方从事具有总体史关怀的党史研究，才有望作出重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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