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冬天，南京西路刮着带蟹粉小笼味道的风。老李把蓝豹西装甩给我时，吊牌在路灯下晃成一道流星："述职不是上刑场，但得穿得像要拯救地球。"那件大一号的西装裹住我，像裹住一条搁浅在陆家嘴的鱼。 十年内搬了几次家，断舍离过初恋织的围巾，摔碎过合租时拼单买的台灯。唯独这件西装蜷缩在行李箱夹层，樟脑丸腌渍出了咸涩的海。 后来一想原来十几年足够让武汉多了十几条地铁线，足够让老李回成都开火锅店，足够让当年台下鼓掌的领导都抱上孙子。我卡在第三颗扣子的位置，听见缝线在肋骨折断的声响。 裁缝铺老板叼着烟笑："现在年轻人都穿oversize。"他手指划过泛白的肩线，那里还留着某次酒局泼到的酒渍。我突然想起买西装那晚，老李蹲在便利店门口啃茶叶蛋，油渍在领带溅成黄浦江的支流。 最后我把西装挂回衣柜，盘算着我和我爸谁更瘦，谁穿的更熨帖。武汉的梧桐叶黄了十几次次，而有些衣服不是不能改，是改了就像给青春纹身的人强行激光祛斑。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我往行李箱塞了把新伞——总会有年轻人需要借伞，在某个潮湿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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