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听起来我预言的似乎全是不吉利的事情，那是因为我是富于常识的现实主义者。我以泛论演绎性地述说事物,结果听起来简直像是不吉利的预言。为什么呢?无非因为我们周围的现实无一不是不吉利预言的实现。随便哪天的报纸，只要翻开来把上面的好消息和坏消息放在天平上称一称,就谁都不难明白了。 今天她也容貌美丽、身材苗条，样子基本和《海边的卡天卡》唱片封套上的一模一样，依然文雅秀气，楚楚动人，只是那绝对通透的微笑没有了。现在她也时而微笑，妩媚固然妩媚，但那是局限于一定时间和范围的微笑，外围有肉眼看不见的高墙。那微笑不会将任何人带到任何地方。她每天早上从市内驾驶灰色的“大众高尔夫”来图书馆，再开它回家。 虽然返回了故乡，但是她几乎不同往日的朋友和亲戚交往，偶然见面时也只是彬彬有礼地聊几句世间套话。话题也很有限，每当涉及往事(尤其是有她在里边的往事)，她就迅速而又自然地将话题岔开。她出口的话语总是那么温文尔雅，但其中缺少应有的好奇心和惊叹的余韵。她鲜活的心灵——假如有的话总是深深藏匿在哪里。除去需要做出现实性判断的场合，她极少表露个人意见。她自己不多谈，主要让对方开口,自己和蔼可亲地附和。同她交谈的人很多时候都会在某一点上倏然怀有朦胧的不安，怀疑自己无谓地消耗她宁静的时光、将一双泥脚踏人她井然有序的小天地,而这种感觉大多是正确的。 返回家乡之后,她对于别人依旧是谜一样的存在。她以无比洗练得体的风度继续穿着神秘的罩衣。那里有一种难以接近的东西。就连名义上是雇主的甲村家人也让她几分，从不多嘴多舌。 佐伯的人生基本上在他去世那年、她二十岁的时候停止了。不，那个临界点不是二十岁，有可能更往前。那我就不清楚了。但你必须理解这一点，嵌入她灵魂的时针在那前后什么地方戛然而止。当然，那以后外面的时间依然流淌，也无疑对她有现实性影响，可是对于佐伯来说，那样的时间几乎不具意义。 我们的人生有个至此再后退不得的临界点，另外虽然情况十分少见，但至此再前进不得的点也是有的。那个点到来的时候,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都只能默默接受。我们便是这样活着。 我试着想象四十年后的自己，好像在想象宇宙的尽头。 硬邦邦的声调，令人联想到忘在餐橱尽头的面包。 缺乏想像力的狭隘、苛刻、自以为是的命题、空洞的术语、被篡夺的理想、僵化的思想体系——对我来说，真正可怕是这些东西。我从心底畏惧和憎恶这些东西。何为正确何为不正确——这当然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但这种个别判断失误,在很多情况下事后不是不可以纠正。只要有主动承认错误的勇气，一般都可以挽回。然而缺乏想像力的狭隘和苛刻却同寄生虫无异,它们改变赖以寄生的主体、改变自身形状而无限繁衍下去。这里没有获救希望。作为我，不愿意让那类东西进入这里。 人不是因其缺点，而是因其优点而被拖入更大的悲剧之中的。 我先看封套上的照片，照的是十九岁时的佐伯。她坐在录音室的钢琴前看着照相机镜头，臂肘拄在琴谱上，手托下巴，微微歪着脑袋，脸上浮现出不无腼腆而又浑然天成的微笑。闭合的嘴唇开心地横向拉开，嘴角漾出迷人的小皱纹。看样子完全没化妆。头发用塑料发卡拢住，以防前发挡住额头。右耳从头发中探出半个左右。一身款式舒缓的较短的素色连衣裙，淡蓝色。左腕戴一个细细的银色手镯，这是身上惟一的饰物。光着好看的脚，一双漂亮的凉鞋脱在琴椅脚下。 她仿佛在象征什么，所象征的大概是某一段时光、某一个场所，还可能是某种心境。她像是那种幸福的邂逅所酿出的精灵。永远不会受伤害的天真纯洁的情思如春天的孢子飘浮在她的周围。时间在照片中戛然而止。一九六九年——我远未出生时的风景。 我可以从现在的佐伯的表情和举止中直接找出十九岁的她和十五岁的她。端庄的容貌、超尘脱俗的精灵气韵至今仍在那里，甚至体形都几无改变。我为此感到欣喜。尽管如此，唱片封套照片中仍鲜明地记录着人到中年的现在的佐伯所失去的风姿。它类似一种力度的飞溅。它并不自鸣得意光彩夺目，而是不含杂质的自然而然的倾诉，如岩缝中悄然涌出的清水一样纯净透明，径直流进每个人的心田。那力度化为特殊的光闪，从坐在钢琴前的十九岁佐伯的全身各处熠熠四溢。只要一看她嘴角漾出的微笑，便可以将一颗幸福之心所留下的美丽轨迹描摹下来，一如将萤火虫在夜色中曳出的弧光驻留在眼底。 亨利.柏格森:“所谓纯粹的现在，即吞噬未来的、过去的、难以把握的过程。据实而言，所有知觉均已成记忆。” 我既是相关的内容，同时又是相关之事本身。黑格尔对自我意识的定义，认为人不仅可以将自己与容体分开了把握，而且可以通过将自己投射在作为媒介的客体上来主动地更深刻地理解自己。这就是自我意识。 ——海边的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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