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5年，赫特福德伯爵被任命为爱尔兰的陆军中尉，在启程之前等待其继任者到达的几个月里，休谟担任巴黎代办，并且展示出外交才能。他谢绝了赫特福德让他去爱尔兰的邀请，却在1767年应赫特福德的弟弟、国务大臣康威将军之邀任副大臣，负责北方部的工作。此后两年，他在这个职位上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
1769年，休谟回到爱丁堡时已经是一个年收入1000镑的“富人”了。他在可由圣安德鲁广场进入的一条街上的“新城”中为自己建了一座房子。后来为了纪念他，这条街渐渐被称为“圣大卫街”。休谟继续积极从事社交活动，不顾对其哲学的大量攻击，专心致志地修订《自然宗教对话录》。这本书是其遗著，可能是他的侄子于1779年出版的。1775年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患了肠道疾病，起初我没有担心，后来开始忧虑时，此病已变得致命而无法治愈”（D 239）。他几乎没有感到疼痛，“精神一刻也没有消沉”。鲍斯韦尔问休谟是如何面对死亡的，休谟向他保证，自己对此看得很平淡。约翰逊博士则坚称休谟在撒谎。1776年8月25日，死神终于降临在休谟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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