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教先生，您说我们在愤怒，是的，我不否认，不过让我们看看历史吧！我们会发现其实有两个“恐怖统治”：
一个在火般的热情下大肆屠杀，另一个则在无情的冷血中杀人无数；一个维持了几个月，另一个则持续了上千年；一个导致上万人罹难，而另一个则使上亿人受死。
但我们的战栗常常都是因为那个不太重要的恐怖——即转瞬即逝的恐怖。
然而，与受饥饿、寒冷、凌辱、残暴以及心碎折磨一生而死相比，瞬间死于利斧之下又有什么恐怖？与被绑在火刑柱上受生煎慢烤之苦相比，顷刻被雷劈死的痛苦又算什么？
我们都曾受过这样的谆谆教诲，要我们对那次的短暂恐怖战战兢兢、心怀悲痛，可一处城市公墓就能容纳那次恐怖中所有死者的灵柩，而那个真正的、更加古老的恐怖所造成的死者，恐怕整个法国也难以埋下。
“正义是有愤怒的，主教先生，并且正义的愤怒是一种进步的因素。没关系，无论世人怎样说，法兰西革命是自从基督出世以来人类向前走得最得力的一步。不全面，当然是的，但是多么卓绝。它揭穿了社会上的一切黑幕。它涤荡了人们的习气，它起了安定、镇静、开化的作用，它曾使文化的洪流广被世界。它是仁慈的。法兰西革命是人类无上的光荣。”
主教不禁嗫嚅：
“是吗？九三！”
国民公会代表直从他的椅子上竖立起来，容貌严峻，几乎是悲壮的，尽他瞑目以前的周身气力，大声喊着说：
“呀！对！九三！这个字我等了许久了。满天乌云密布了一千五百年。过了十五个世纪之后，乌云散了，而您却要加罪于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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