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得回望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当时,无论是艺术之于社会,还是建筑之于都市,所要面对的都是新的技术与新的资本运作的洪流,以及由这两者紧密结合所刺激的物与像的繁殖。设计师和艺术家在这样一个新技术复制的时代中,需要不断处理职业的窘况和身份危机。换言之,知识分子的命运究竟是卷入其中,还是超脱在外?在当时作为战败国的德国,这一抉择显得尤为紧迫。都市环境可见的繁荣背后的意义贫瘠,生活世界空前的信仰危机,都让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应该为此负起责任,随之而来的则是“对完整性的渴望"。
其实当时的场景与我们今日面临的情势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在日常生活领域中个体所体验的晕眩。只不过,百年前是大工业社会商品拜物教下的种种异化和分裂,而今天是在商品拜物之上又覆盖了一层媒介奇观的消费。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在发生着的分离,使得既定的看似久远的价值观在经历数次冲击之后加速解体。这些历史情境的相似处,让包豪斯对于当代而言,更有了超越于一般历史论述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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