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观夫《诗经》三百五篇，风、雅、颂三体具备，皆以实录笔法写民生百态，此现实主义之滥觞也。
而《楚辞》则异军突起，以瑰丽想象与深沉哀思，开创浪漫主义之先河。屈子行吟泽畔，寄情香草美人，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道尽求索之志；“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尽显家国情怀。
夫《诗经》如素练轻纱，映照周代社会之斑斓；《楚辞》似霞光万道，照亮中华文明之幽深。前者以四言为骨，重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后者以楚声为韵，善用“香草美人”之喻，寄托高洁之志。二者一实一虚，一质一文，共构中华诗学之双璧。孔子弦歌《诗经》，以礼乐化人；屈子沉江殉国，以生命证道，皆彰显文化传承之重任。
读《诗》可明礼义，览《辞》能知气节。二者虽诞于不同时代，却同具“文以载道”之精神。
———2025年3月6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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