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改革运动，肇始于仁宗皇帝，经过英宗、神宗、哲宗三朝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打磨，新法其实已并无新意可言，只是区别于从前的政策措施故而称之为新。在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的推动下，新政的制度建设趋于成熟，因此对于宋徽宗来说，无论是新法还是旧制，他都可以拿来主义直接推行。历史并不需要宋徽宗扮演开拓者的角色，他只需要按部就班的做好皇帝应该做的事情，就可以让这个庞大的帝国继续稳定繁荣下去。
相对于太祖和太宗时代的开拓建设，时代赋予宋徽宗的是一个守成之君的角色。无论施行新法或是旧法，都是祖宗之法，他不会再像仁宗或者神宗时代那样需要面对汹涌的朝议。在试图调和新旧之争失败之后，宋徽宗开启了自己的新政之路，政策的调整首先影响到的是人事变动，正如仁宗用范仲淹，神宗用王安石，宋徽宗也需要一位主持新政朝局的大臣，他选择的人是蔡京。
相较于前代的几位政治家，蔡京无疑是一个政治投机者，他并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王安石变法时，蔡京拥护变法改革，司马光秉政时，他又附和推翻新法，绍圣年间，蔡京又附和新法反对司马光，如此反复无常，是典型的小人。通过结交童贯等徽宗身边的亲信，蔡京得到皇帝的重用，很快成为宰相。
从仁宗时代，宋朝的政治走向一直在新与旧之间摇摆，新党与旧党之间势力此消彼长，有人登堂入室，也有人贬谪归隐。无论持何种政见，身居要职的文官们都有良好的个人品德，可以做到公忠体国，但蔡京显然不属于这一类人。当一个投机分子走向权力的顶端，他必将充分运用手中的权力来满足一己之私。于是在蔡京和他的党羽把持下，本来是为了富国强兵的新政俨然成为搜刮聚敛的工具，民间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掌权者的手中。
其实像蔡京这样的投机主义者，在任何时代都不乏其人，蔡京和他的同党在徽宗朝得以发迹，与皇帝本人的性格有着很大关系。要治理好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需要长期保持理性与节制，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国事上。尽管皇位属于意料之外，宋徽宗也是想做一个好皇帝的，然而从想法到现实的距离有时咫天涯，勤勉、节制、明察……这些特质在徽宗身上几乎没有。
做一两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直都做好事而不去犯错，开元年间英明神武的唐玄宗，最终也把大唐推向了深渊。宋徽宗很像南唐后主李煜，并没有一国之君应有的使命感和顽强的意志力，而是对政治之外的绘画、音乐、书法等艺术形式展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皇帝身边聚集了帝国境内最优秀的艺术家，作为当时艺术界的领军人物，他亲自在宣和画院培养艺术家，编纂美术研究书籍。宋徽宗醉心于艺术，作为皇帝的他具有常人无法比拟的能力，可以将自己所有关于艺术的构想变成现实，可以自由徜徉于艺术的世界里。
徽宗时代的汴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商铺鳞次栉比，行人摩肩接踵，勾栏瓦肆，通宵达旦。城市的发展是北宋经济高度繁荣的一个标志，较之于唐代严格的坊市制度，北宋的城市更加自由，生活区与商业区的界线不再明显，城市的生活功能和商业功能更加凸显。
如梦的繁华世界，极致的艺术之美让作为“天下一人”的宋徽宗逐渐远离了政治，一切的美好仿佛本该如此，也会一直如此。朝堂之上，新法还在继续推行着，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然而风平浪静之下，一场狂风暴雨正在酝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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