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颓败的世界，认识的不可能性已被论证，虚无就像唯一的现实、无限的绝望、唯一的姿态,于是他试图重新找到通向神秘天国的阿里阿德涅线。 舍斯托夫始终不懈地朝着同样的真理奋进。他不断指出,最严密的体系,最普遍的理性主义,最后终将在人类思想的非理性上碰壁。唯一使他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心灵史或精神史。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死囚经验,通过尼采式的精神激剧历险,通过哈姆雷特式的咒语或易卜生式的对贵族辛辣的揭露，舍斯托夫探索着、指明着、提升着人类对世上无可救药的丑恶现象的反抗。他不把自己的一套道理用在理性上，带着几分毅然决然，开始涉足毫无生机的荒漠，在那里一切确定性都已化作石头。 他们中间与荒谬联系最紧密的恐怕是克尔凯郭尔,到少他的经历比发现荒谬更吸引人：他体验了荒谬。“最可靠的缄默不是闭口不言，而是张口说话。”写下此话的人一开始就确信任何真理都不是绝对的,也不能让一个本就不可能实现的人生满意。他拒绝安抚、道德、可信的教条。至于他心里的荆棘所带来的痛苦，他不想平息，相反是用来唤醒痛苦，怀着甘当受难者的那种绝望的欢乐，一点一滴地制造受难者:清醒，拒绝，说服，制造魔鬼附身者的范畴。那张既温存又嘲讽的面容，那些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与旋舞，都是纠缠于不可理解现实的荒谬灵魂本身。克尔凯郭尔的精神冒险导致付出昂贵代价的丑闻，开始时就非常糟糕是一种没有伪装的体验，被打回最原始的自相矛盾中去了。 在另一个层面,即方法上,胡塞尔和现象学家们极尽夸张之能事，恢复了世界的多样性，并否定理性的超验力。精神世界因他们而丰富起来。玫瑰花瓣、里程碑、人的双手,就像爱情、欲望、万有引力定律一样重要。思想不再意味着统合,不再是以大原则的面目使表象变得亲切。思想就是重新学习观察。关注就是引导自己,即以普鲁斯特的方式把每个理念和每个形象变成特殊的瞬间。尽管一开始比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和胡塞尔的做法更加积极，但他仍否定了经典的理性方法，使希望落空，向心灵与直觉展现各种现象，而这种现象的丰富也有一些非人性的东西。这些道路，要么通向一切科学,要么指向虚无。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所牵涉的不是抚慰，而是对理解的态度。 世人只对包围他们的藩篱保持着明智和确切的认识。 荒谬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性沉默性沉默之间的对抗。 非理性、人类的怀念还有在这二者相遇时产生的荒谬，这些就是这部悲剧的三个角色，而这部悲剧必定会以证明存在现实性的逻辑结束。 我们不能把什么都弄明白，荒谬应运而生，恰恰是因为碰上了有限的理性，碰上了不断再生的非理性。 所谓荒谬,是根据存在于他的动机和等待着他的现实之间的不成比例来断定的，是根据我能抓住他的实际力量和他企图达到的目标之间的矛盾来断定的。 任何一种荒谬性都产生于比较。所以我有理由说，对荒谬性的感觉并非产生于对一个事实或一个印象简单的考察，而是凸显于某事实的状态和某现实之间的比较，凸显于一个行动和超越此行动的环境之间的比较。荒谬本质上是一种分离，它不属于相比因素的任何一方，而是产生于相比因素的对峙。 荒谬不在于人，也不在于世界，而在于两者的共同存在。 在人类精神之外，不可能有荒谬。荒谬如同万物必以死亡告终。但在这个世界之外，也不可能有荒谬。 加里亚尼神父曾对埃比娜夫人说过:“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 理性是思想的工具，而不是思想本身。一个人的思想首先是他的回忆。 歌德:“时间，就是我的领地。” 诚实是不需要准则的。 不善于使自己的灵魂快乐，这已经是出卖自己的灵魂。 人应当直率地表达自己，必要时可以带着适度的轻蔑。 创造就是伟大的模仿。对荒谬人来说，问题不再是解释和解决，而是感受和描述。一切始于清醒的冷漠。 当艺术作品的目的是要把全部经验给予注释时,这种联系就是糟糕的。而如果艺术作品只是经验中打造出来的一小块,是钻石的一个小侧面，而钻石内聚的光芒无边无垠，那这种联系就是好的。在第一种情况下,负载过重，追求永恒。在第二种情况下,因为隐藏着全部经验,所以是饱满的作品,但人们会质疑那些经验的价值。荒谬艺术家的问题在于取得改变才能的素养。最后,在这种气氛下，伟大的艺术家终究会成为伟大的人。人们知道,在这种环境里生活与沉思一样富有价值。作品因此象征着理智的悲剧。荒谬作品表明思想放弃了它的权威，甘愿屈服于只发掘表象，并运用图像覆盖无来由之物的智慧。如果说世界是清晰的，艺术则不是。 伟大的小说家是哲学小说家。他们选择用形象而不用推理来写作,恰恰揭示了他们共有的某种思想。这种思想确信一切解释的原则都是无用的,深信感性的表象富有教益的信息。他们把作品既看作一种结束,也看作一种开始。作品是一种难以表达的哲学的结果,是这种哲学的图解和完成,而且只用这种哲学的言外之意来完成。这样的作品最终使一种古老主题的变相说法合乎情理，即少许思想远离生活,许多思想回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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