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意识形态的超我 齐泽克毫不迟疑地断定，在社会的层面上，超我就是意识形态。然而何谓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本质何在呢？依据古典的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就是特定社会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建构的关于世界、社会、人生的虚假意识。根据这种观念，意识形态不仅只是一个谎言，而且是一个被当做真理的谎言；意识形态就像一副屈光不正的眼镜，扭曲了世界的真实面目。真实的世界始终如其所是地运转着，只不过不为我们所正确认识而已。因此，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就是矫正这副眼镜的屈光度，或者揭开这道掩盖真实世界的面纱，让真实的世界大白于天下。 然而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本质吗？如果意识形态的本质并非如此，事情又会如何呢？为了进一步揭示意识形态的本质，齐泽克援引了拉康在《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中对弗洛伊德在《释梦》中提供的一个梦重新作出的解释：一个孩子在缠绵病榻很久之后终于死去了，悲痛万分且疲惫不堪的父亲在停放儿子尸体的隔壁房间躺下休息。门开着，以便父亲能看见儿子的尸体；尸体四周点着高高的蜡烛。睡了几个小时之后，父亲梦见儿子站在他的床边，用力捶着他的胳膊，轻声埋怨道：“爸爸，难道你没有看见我被烧着了?”他惊醒过来，果然发现隔壁房间了闪着火光，原来一只蜡烛倒了，点燃了裹尸布和儿子的一 只胳膊。(弗洛伊德，1996 ： 510) 弗洛伊德是这样分析这个梦的：梦的功能是帮助梦者延长睡眠。当梦者在睡眠中受到外来的或者内在的剌激，为了保护其睡眠，他会飞快地当场建构一个梦。但是当剌激变得过于强烈时，主体便被惊醒了。拉康的解释与弗洛伊德不同，就这个梦而言，他认为主体被惊醒的原因并非剌激变得过于强烈，而是为了逃避他自己欲望的真实(Real of his desire)：儿子与其这么痛苦，不如死了也好。这一欲望的真实是由“难道你没有看见我被烧着了吗?”暗示出来的。因此齐泽克指出：“意识形态的情况与此毫无二致。意识形态不是我们为了逃避难 以承受的现实而建构的梦一般的幻觉；就其基本维度而言，它是一个幻象构造 (fantasy-construction),用以支撑我们的'现实'本身：它是一个幻觉，但这个 幻觉为我们结构出了有效而真实的社会关系，并因此掩盖了某些难以承受的、 真实的、不可能的内核。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为我们提供一个逃离现实的地点， 而是为我们提供社会现实本身，将其作为我们逃离某种创伤性的、真实的内核的避难所。” (Zizek, 1989： 45)因此，精神分析的洞察告诉我们：意识形态不是掩盖现实，而是建构现实；意识形态不是逃离现实(reality),而是逃离真实 (real)。明乎此，我们于是知道，意识形态不是一副可以断然抛弃的眼镜，也不是一道可以毅然撕开的面纱，现实并不在意识形态之下潜伏着，它就在意识形态之中。因此，意识形态就不是一种虚假意识，它就是现实本身。 作为意识形态的超我，其淫秽性首先表现在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法律, 而且正如拉康所指出的，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法律”，“就是言语本身，就是法律的戒律，因为除了它的根本之外，它一无所剩。”超我就是康德那种毫无道理可讲的绝对命令。超我这一精神分析概念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它是一个被体验为创伤性、无意义的禁令，也就是说，它不能被整合进主体象征世界。但是法律要想'正常'运作，这一创伤事实，即’习俗就是全部的公平，原因无他, 仅只因为它被人们接受'——法律有赖于它的表述过程，或者用拉克劳和墨菲 发展的概念，有赖于它根本的偶然性——就必须被压抑进无意识；压抑的方式 是通过对法律的'意义'及其正义和真理进行意识形态性的、想象的体验。” (Zizek, 1989： 37-8) 齐泽克指出，人们对超我这一法律的服从不是基于外部压力，而是基于法律本身，只要这法律是不可思议的，只要它还保留着创伤性、非理性的特征。 作为意识形态的超我的创伤性、非理性特征不仅不会减损其权威，恰好相反, 其权威正是来自于这种创伤性和非理性。一言以蔽之，对超我的服从本质上是 一种信仰。但这种信仰乃是“外在的”，也就是说，不是因为超我完全向主体展示了它无可置疑的真理和正义，而只是因为它被想象性地当做了真理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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