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发情止礼者，周礼未以其情为非，而所以坊其过不及也。
故止礼者，所以申其情也。发情者，周礼不妨人之发也。以宋学言，则情有合乎天理者，则发之可，人不能发，尚有先王之礼以通其情也；有不合天理者，则礼有微情，又假干戚羽旄以盈耳，以坊其乱也。
2.周礼乃真中道，汉儒尚得其风。宋儒苛刻，故尊理学者，也只是节妇、义夫，而《大明律》未尝以再醮为非。虽以婚姻必告父母，而《大明律》犹许在外已成婚姻者遂之。盖今人只当礼乐是维护父权，却不知周礼不徒为宗族设法。周礼盖平衡家、国而折中之。
家族不稳定，则妨碍社会秩序，造成老无所养，幼无所怀，乃至男女无所归，这将加剧基层的行政成本。但另一方面，家族太强势，小则武断乡曲，大则尾大不掉，中国是自古讥世卿的，是反对贵族干犯政治的。
所以讲宗法，不仅仅要看到诸侯对家族的维护，也要看到小宗之泽五世而斩，并不允许家族无限膨胀。同样，兄弟不以戚戚君，天子诸侯有绝宗，是对国君家族的限定。不如此，就无法用法治取代贵族的人治。
所以从理论上，周礼无需为父权制背书。所以完全可以是礼法有别地二元结构。即理想层面上（礼），妇人不下堂，一与之齐终身不改。
但现实层面上（法），女子不失自尊，保护好自己就可以了，很难想象女子不去采桑担水。对于庶人之家，也无法想象女子不见人，不与亲戚邻里往来。
也许正因如此，才会把幽娴贞静提升到礼（而不是法），来作为妇人可望不可即的理想。同样，理想层面上，婚姻是为了奉养父母（社会责任），故以父母安排婚姻为正。
但现实层面上，父母图财贪门第是难以避免的，从官方的角度，这种门第优势会造成地方的尾大不掉，并不是基层政府乐见的。
所以从道德上要禁止图财，那么在制度上，就无妨对男女相悦的婚姻持开放态度。
何况更本质一点，政府需要的是滋生人口，管你是不是父母之言呢？
所以就有了“仲春二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男女可以相会，但要发情止礼，走个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过长，就皆大欢喜了。
所以《公羊》有僖公十四年，“夏季，鄫季姬和鄫子在防地见面，要鄫子前来朝见”，传：“不是让他们来朝见，或者让他们来请求就算了。”
注意此事虽讥，但当年鲁侯并未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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