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摘抄 《意义几何》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 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时，这也不可能。 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这段话刻在一块很普通却名扬全球的无名氏墓碑。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地下室的墓碑林中，那里有显赫一世的英国前国王们，以及牛顿、达尔文、狄更斯等名人的墓碑。 当年轻的曼德拉看到这篇碑文时，顿然有醍醐灌顶之感，声称自己从中找到了改变南非甚至整个世界的金钥匙。回到南非后，这个志向远大、原本赞同以暴制暴填平种族歧视鸿沟的黑人青年，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思想和处事风格，他从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家庭和亲朋好友着手，经历了几十年，终于改变了他的国家。 人们终于明白，走向理想的道路从脚下开始，无须整天想着伟大的事业，沉浸在幻想的激动中。卡耐基在谈论人性的弱点时说：“人性中最可怜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拖延着不去生活，我们都梦想着天边的一座奇妙的玫瑰园，而不去欣赏今天就开放在我们窗口的玫瑰。……我们总是无法及早学会：生命就在生活里，就在每一天和每一时刻里。” 人是制造意义又离不开意义的动物，由人类的神话、语言、风俗习惯、生产工具、房屋建筑等社会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编织起来的意义系统，塑造着人的心理世界；而人又反过来扩展、修补着这意义系统。人们活着，就要问生命有什么意义。 生命的意义和理想一样，它是每一个人不可缺少的灵魂的主人，是每个人关于为什么存在于世的价值和所应担负职责的思考。尤其是在一个人面对巨大苦难的时候，对生命意义的叩问可以增强活下去的勇气，增加用来拯救自己的内在世界的力量。 弗兰克尔“二战”时曾作为纳粹集中营的长期囚徒，几乎失去了一切。但弗兰克尔活下来了，并从中发现和总结出意义疗法。他发现，当活着是受苦时，要活下去就必须要由痛苦中找出意义。如果人生真有一点意义，痛苦和死亡必定有其目的。可是，没有人能告诉别人这个目的究竟是什么。每个人都得自行寻求，也都得接受其答案所规定的责任。如果他找到了，则他即使受尽屈辱，仍会继续成长。弗兰克尔特别喜欢尼采的一句话：“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差不多‘任何’痛苦都忍受得住。” 美国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发展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在其科研探索中，专门研究了幸福和意义的关系。他提出的幸福观，是指人们朝着有意义的目标而艰苦奋斗，这些目标使个人与更广泛、更远大的人生目的联系起来。 人们曾普遍认为，有钱并以此创造各种物质的满足和舒适，就意味着幸福。于是人们狂热地努力着，以向“钱”看代替了向前看。但这一切并没有带来幸福。“有钱”增加了人们的空虚、恐惧，于是要彼此交换镇静剂和有关药方，而不是互相诉说自己的安宁、健康和喜悦。 这本身就在嘲讽着人们，幸福用钱买不来。真正的幸福是一个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才能，履行其对别人、对社会的责任，达到自我实现。 布鲁克斯博士在他2008年出版的《国民幸福总值》一书中称，幸福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不是你感受到多少快乐，也不是你赚了多少钱，而是你从生活中找到的意义和你拥有的“挣来的幸福”的感受，一种你在你或者他人的生活中创造了价值的信念。 朝着有意义的目标奋斗会产生幸福，但有些长远的目标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切有意义的目标都会随着人向它们的迈进而往后退去。自以为已经达到目标便停下来的人恰恰会因为丧失了目标而无法走向终点。大多数人为了一个有意义的目标，都愿意承受艰难困苦，常常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承受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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