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摘抄 《意义几何》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 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时，这也不可能。 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这段话刻在一块很普通却名扬全球的无名氏墓碑。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地下室的墓碑林中，那里有显赫一世的英国前国王们，以及牛顿、达尔文、狄更斯等名人的墓碑。 当年轻的曼德拉看到这篇碑文时，顿然有醍醐灌顶之感，声称自己从中找到了改变南非甚至整个世界的金钥匙。回到南非后，这个志向远大、原本赞同以暴制暴填平种族歧视鸿沟的黑人青年，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思想和处事风格，他从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家庭和亲朋好友着手，经历了几十年，终于改变了他的国家。 人们终于明白，走向理想的道路从脚下开始，无须整天想着伟大的事业，沉浸在幻想的激动中。卡耐基在谈论人性的弱点时说：“人性中最可怜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拖延着不去生活，我们都梦想着天边的一座奇妙的玫瑰园，而不去欣赏今天就开放在我们窗口的玫瑰。……我们总是无法及早学会：生命就在生活里，就在每一天和每一时刻里。” 人是制造意义又离不开意义的动物，由人类的神话、语言、风俗习惯、生产工具、房屋建筑等社会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编织起来的意义系统，塑造着人的心理世界；而人又反过来扩展、修补着这意义系统。人们活着，就要问生命有什么意义。 生命的意义和理想一样，它是每一个人不可缺少的灵魂的主人，是每个人关于为什么存在于世的价值和所应担负职责的思考。尤其是在一个人面对巨大苦难的时候，对生命意义的叩问可以增强活下去的勇气，增加用来拯救自己的内在世界的力量。 弗兰克尔“二战”时曾作为纳粹集中营的长期囚徒，几乎失去了一切。但弗兰克尔活下来了，并从中发现和总结出意义疗法。他发现，当活着是受苦时，要活下去就必须要由痛苦中找出意义。如果人生真有一点意义，痛苦和死亡必定有其目的。可是，没有人能告诉别人这个目的究竟是什么。每个人都得自行寻求，也都得接受其答案所规定的责任。如果他找到了，则他即使受尽屈辱，仍会继续成长。弗兰克尔特别喜欢尼采的一句话：“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差不多‘任何’痛苦都忍受得住。” 美国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发展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在其科研探索中，专门研究了幸福和意义的关系。他提出的幸福观，是指人们朝着有意义的目标而艰苦奋斗，这些目标使个人与更广泛、更远大的人生目的联系起来。 人们曾普遍认为，有钱并以此创造各种物质的满足和舒适，就意味着幸福。于是人们狂热地努力着，以向“钱”看代替了向前看。但这一切并没有带来幸福。“有钱”增加了人们的空虚、恐惧，于是要彼此交换镇静剂和有关药方，而不是互相诉说自己的安宁、健康和喜悦。 这本身就在嘲讽着人们，幸福用钱买不来。真正的幸福是一个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才能，履行其对别人、对社会的责任，达到自我实现。 布鲁克斯博士在他2008年出版的《国民幸福总值》一书中称，幸福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不是你感受到多少快乐，也不是你赚了多少钱，而是你从生活中找到的意义和你拥有的“挣来的幸福”的感受，一种你在你或者他人的生活中创造了价值的信念。 朝着有意义的目标奋斗会产生幸福，但有些长远的目标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切有意义的目标都会随着人向它们的迈进而往后退去。自以为已经达到目标便停下来的人恰恰会因为丧失了目标而无法走向终点。大多数人为了一个有意义的目标，都愿意承受艰难困苦，常常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承受苦难。 >>阅读更多

    读书摘抄 《看不见的“手”“脚”“心”》 “看不见的手”的说法，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里提到的。 在《国富论》中，斯密把人性本恶和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作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但市场有一种自发的机制有如“看不见的手”，调节着买卖双方的利益以达到供需平衡，市场经济就是靠这种规律起作用的。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 于是，一种人性本善的道德利他主义社会道义论与一种人性本恶的经济利己主义个人目的论，便矛盾而奇妙地共生于斯密的理论之中。 “看不见的手”维持着的其实是人性中互相矛盾着的善与恶，它们都是人性的原始事实，最善者也会自保自利，最恶者也不乏同情。 “看不见的手”是人与人之间客观存在的相互依存、利己也利人和利人也利己的客观关系，是事物在相互作用中辩证运动、转化、平衡的动态。 为了维护这种运动的正常，就需要人的道德良知来监控。道德就是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暗示的“看不见的心”中的重要因素。 但是，影响这种运动的还有更深层次的“看不见的脚”。 “看不见的脚”的说法原本出自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行为的经济学派，该学派创造出这个词，形象地把政府干预自由竞争从而造成市场作用的失效比喻成“看不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 这种“踩住”是“脚”的不当行为，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称，“看不见的脚”导致私人为自利的“寻租行为”，不自觉地把公共利益踢成碎片。它既破坏了自发的机制的力量，也腐蚀着调整这种作用的道德。 因为没有“心”的监控，“手”走的前门正道障碍重重，比不上“脚”走的后门顺畅，用“脚”挣钱比用“手”挣钱来得快。 某些从政者对个人利益的追求，犹如一双“看不见的脚”在践踏市场机制，伤害整个社会经济。 如果“看不见的手”是市场经济的作用，“看不见的脚”是政府干预的作用，“看不见的心”是个人素质和道德的作用，那么无论手、脚和心，都说明它们是人类活动中缺一不可的东西。 所以，“看不见的脚”是人类福祉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看不见的手”的“仁慈”。“看不见的心”是对人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状态的心灵反映。 “心”的作用使“手”和“脚”多了谦让和共赢，少了争斗和舞弊。所以增进人类的福祉，需要“看不见的手”与“看不见的脚”和“看不见的心”三者和谐统一。 >>阅读更多

    读书摘抄 《别弄丢了自己》 生命的核心任务之一是理解“我们是谁”。 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福柯穷尽一生探索的是“自我”问题——认识自我，弄清楚自己是谁，以及会变成什么样子。 美国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说：“你一生中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成为你自己。” 尼采对人们喊叫：“成为你自己！你现在所做、所想、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 把自己作为认识对象的是作为主体的“自我”。 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詹姆士曾把“自我”分为“主体我”（I）和“客体我”（me）。 “主体我”是认识和行动的自我，“客体我”则是作为经验对象的自我。 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米德认为自我是“表示那个既可以是主体亦可以是客体的东西”。 他们的观点都看到了在人的心理世界中有一个能够认识、监控和驾驭人自身的心理和行为的成分——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以“我”为审视对象，从而使“我”分为主体的“我”和客体的“我”，使人能够通过自我观察、自我评价、自我体验、自我监控等形式认识自己、评价自己、控制自己和改造自己。 自我意识就是对人自身起审视、监控作用的主体我。 良心是“主体我”在涉及道德问题上起审视、监控作用的成分。 “我”的分裂，使自我叙事成为可能。叙事中讲故事者是“我”，故事的主人公也是“我”。这两个“我”都是自我中不同的侧面。 自我具有多侧面、多角色、多身份的特点。这么多身份的“我”各自有独特的观点，他们以对话形式交互作用。 当一个人在讲自己的故事时，是“主体我”以“客体我”为主人公来构造故事，也是“主体我”对“客体我”的审视和反思。 “我”的这种分裂，使人们只知道明里的“我”，不知道暗里发生作用的“我”，以致不会左右“自己”，任由这种“自己”为所欲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在正道里前进，那就会迷失自我。 “忘我”，应该是忘记个人的私利，应该忘记的是“小我”；“大我”是“超我”，是做人的根本。 生命中最困惑的，不是没人懂你，而是你不懂自己，从而遗失了自己。 “自己”就是“我”，失去自己就是失去“我”，从而失去自我。如果丢失了偏离正道的小“我”是应该的，那么丢失了顾及别人的大“我”就必须寻找了。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罗杰斯认为，所谓自己，就是一个人过去所有的生命体验的总和。 假如这些生命体验是我们被动参与的，或者说是别人的意志的结果，那么我们会感觉我们没有在做自己。 相反，假若这些生命体验是我们主动参与的，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那么不管生命体验是快乐或忧伤，我们都会感觉是在做自己。 尼采更把如何对待自己当作灵魂高贵与否的标准，说：“高贵的灵魂，乃是自己尊敬自己。” 人有对“自己”的反省认识，才会控制那离开了正道走偏差的“我”。 许多人在比较中为别人活着。 “为他人”当然有积极的一面，因为它考虑的是个人离不开与众人的关系，把个人的“活”放进了社会中。但“为他人活着”则处处、事事看别人的眼色，在意别人的评价，妒忌别人的长进，也使自己活得很累。 自卑变成了妒人而自伤，平添了无尽的忧愁。弄丢了自己，使生活变味。 正如徐志摩所说：“你是你自己人生的作者，何必要把剧本写得苦不堪言。” >>阅读更多

    《我对人类与人工智能未来的畅想》 我并不认为AI在百年内能替代甚至摧毁人类，首先说替代，这本身是个伪命题。 首先从资本的角度，AI和未来的机器人等一切智能所起到的作用是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模式，而并不意味着人没有了价值，没有了谋生和发展的能力和机会。要明白资本也是要服从于人类的社会的大环境来发展，也是要靠提供产品、服务赚到更多的钱才能发展。而当大量的人失去了工作，所产生的社会的不稳定，以及购买其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能力，那经济循环就断了。那资本反而会要投资创造更多的新的机会给人，竭泽而渔绝不是他们所要的。 其次，从国家与政治角度，国家和政治所要保障的是国家实力、安全，以及国民的生活和发展。否则政治党派和政治家就会失去支持力，产生被推翻的力量。所以从民生的角度，国家会抑制智能对人的生存和生活机会的过渡侵蚀和替代。所以大量的初级岗位是不会消失的，反而是人与智能长期共存。 第三，从消费心理来说，人的服务和人手工制作随着越来越稀缺，越发被追求。这就像工业产品与手工产品的差别。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价值越发凸显价值。 第四，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进化也并不会停滞，也会智能化、与智能结合，这就会得益脑机技术的突破和普及，以及材料科学、基因以及生物脑科学等的突破。人本身的能力会几何级的增强，因人能控制基因和发育，人与智能的集合会形成新的思维、交流、成长等新的方式。而人最大的优势是低能耗的智慧生物，且人的大脑的思维能力、人类的文明、人对于宇宙和世界的探索欲，人的情感并不是建立在算力上的，这非智能所能替代。而人类也不会傻到制造一种智能去代替自己，往往被替代是由于某些个别人类的疯狂或者出现人类预期外的不可抗力。其实大概率是人类的自我毁灭。 而以上的变化绝对需要百年以上，而每一代人要做的就是在自己的时代迎接变化，适应变化。无论在什么时代，自身的能力、独立性和坚韧度都是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基础。活好自己的一生才是最重要的。 >>阅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