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佛在某些方面和罗伯格里耶相似，他们都试图用文学表现生命之重，结果却通向了轻。 卡佛的极简主义又被叫过“照相现实主义”，叙述者完全隐去，像一架摄像机似的如实呈现生活中的某些片段，没有前因，没有结果，情节也称不上有。 格里耶的《嫉妒》也用了这种摄像机式的监视布局，因此只能描写碎片，无论在时间层面还是空间层面，叙述者都极度无力，他对事件和人物貌似同读者一样知之甚少，只能隔着百叶窗提供碎裂的画面，而且仿佛没有记忆一样，做不出任何推理和评判。 这种无能也出现在了卡佛的小说里。由于卡佛经常采用外聚焦叙事视角，叙述者小于笔下的人物，小说所给出的信息就自然少之又少。叙述者无法进入人物内部，又被人物所限制，故事就必然越写越重，跟现实一样复杂混沌，没头没尾。 尤其一篇名为《严肃的谈话》的故事，最能体现卡佛小说与《嫉妒》的相似。这篇故事里藏着深深的嫉妒，而卡佛表现嫉妒的方式和格里耶一样。伯特的情感的膨胀都源自他的无能，他不知道烟灰缸里的紫色烟头是谁留下的，不知道电话是谁打来的，电话里提到的查理又是谁？而他的无能又源自他自身视角的限制。所以，当薇拉说要去弄一张限制令，彻底不让伯特接近她的时候，伯特的嫉妒膨胀到极点，仿佛《嫉妒》的主人公，反复诉说着妻子与邻居一夜未归的事情，自己却又一无所知。 这两篇小说都没有描述人物内心，只是机械式地呈现人物之所见，暴露其局限，却都表达出了巨大的情感力量。 我之前讲到过，除了叙述必然带来的空白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在文本中留下空白的手段。一个是叙述者直接向作者提问，比如《耻》或昆德拉的那类小说；另一个是叙述者故意暴露自己的局限，比较典型的就是不可靠叙述。 卡佛的叙述者完全符合后者，他暴露自己的局限，从而让读者积极参与到叙述活动中来。毕竟，读者发现叙述者并不那么高明之后，就会跃跃欲试，为文本提供其他可能性。如果说传统小说家是上帝的话，那卡佛这类小说家就是勾搭读者成为上帝。读者会在填补空白的同时知晓自己的前理解，甚至把自己问题化，然后通过自我讲述达到某种疗愈效果。这是对世界复杂性的极端还原，结果却轻到使读者不明所以，被其召唤出自己的全部认识过程。这也是为什么卡佛的小说又被称为“超现实主义”，又被称为“高度写实主义”的原因。它的超越恰恰源自它的高度写实。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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